和所有刚上学的孩子一样，小学生第一天课，所有小朋友都在教室内上课，家长则是在教室外上课。一双双张望的眼看到屋外，爸爸妈妈还在，才能安心听老师说话。但是很快地我发觉，课堂内比课堂外好玩，老师比同学有趣。对于老师提问，我总是勇于回答，答对了固然高兴，答错了小小的心灵似乎也没什么受创。有一次老师问，母亲的拿手菜是什么？我毫不犹疑地说：“青椒炒牛肉！”因为我爱吃。
倒是母亲至今仍耿耿于怀：“怎么说这么家常的菜，我拿手的还多着呢！”
除了勇于答问，我还爱发问，心中有任何疑惑，绝对无法留到隔日，我一定举手问个明白（回想起来，原来儿时已有现在的职业病）。
一次，老师讲解基因和血型的关系，当老师说到什么样血型的父母会生什么样血型的孩子时，我听了很疑惑，举手就问：“错了，老师，我爸妈都是O型，但是姊姊的血型却是A型。”
老师说：“那你爸妈一定有一个血型验错了。”我回家偷偷和父亲说起这件事（因为担心会不会揭穿姊姊不是我们家小孩的秘密！），想不到，爸爸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怎么会错呢，一定是你老师弄错了！”
我心中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姊姊还是我的姊姊，但是这门基因课的疑惑，当时还是“无解”。一直到10年后，父亲在医院作身体检查时才发现，他的血型真的是A型。年轻时，军中验血草率，他就糊里糊涂，当了50多年O型血的人。
好险，父亲其间并没有大病痛，不然肯定会输错血。而我们更嘲笑他，多年来以为自己是O型，所以脾气大，择善固执，都说是“天性”。
语言文字似乎和我脱离不了关系，但是为什么会参加演讲朗诵比赛已经无法考究。我只依稀记得，眷村里有个小院子，每到比赛的日子，清晨五、六点钟，我总是在院子里大声背诵讲词，邻居的阿叔、阿婶都会心地对母亲说：“你们家小莉，又要去参加比赛啦！”
小时候演讲，父母无法教我国语的正确发音。因为父亲是浙江国语，母亲是台湾国语。但我家总是外省人家，从小说普通话，所以国语就自然天成。父母亲是我的军师，父亲文笔好，负责写稿润稿，母亲就带我南征北战（因为班际赛完，要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赛）。我不是天生就爱上讲台的，每次参加校际赛，心底也会紧张害怕，但是没上过台的母亲却经验老道地教我：“不用怕，你说话时就把台下的人都当成木头、西瓜。”
不知母亲的话是不是有理，但每到紧要关头，这招倒真是管用。
比赛参加多了，有时和母亲走在路上，会被校内同学指指点点。初时，我不自在，母亲却坦然地说：“如果你以后更有名了，这种情况会更多！”看来做星妈是每个母亲的天性，不需要调适。
其实我对儿时的战绩，并没有太多骄傲。倒是几年前，在台北街头，我碰到小学隔壁班的一位男生，以前我们俩老是在演讲比赛上竞技，但每次比赛他总是差我一点点，我获第一名，他得第二名。我对朋友介绍，说他是我小学同学，他竟然回答说：“对，她就是小时候让我永远得不到第一名的人。”
语毕，3人哄堂大笑。如今已是留学美国、拥有法律博士头衔的他，最耿耿于怀的，竟然是儿时那一场场无法雪耻的演讲比赛。
学校生活的顺遂，愈发凸显我高中联考的失利。当时台北高中有3所名女校，排名分别是“北一女高”、“北二女高”也就是“中山女高”和“景美女高”。
以学校成绩排名，老师和我自己都充满信心，毫无疑问地以为我会考进第一志愿填写的学校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我永远记得那个人生中难忘的画面。
联考放榜，母亲陪我看榜，结果第一女中的放榜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，名字在第二女高。母亲没发一言，默默陪我回家。
那时是盛夏，放榜后，当天我坐在地板上看书，看什么书我已记不清，坐了一下午。母亲害怕我的沉默，她告诉我，如果真的不想念，可以重考。
直到黄昏，母亲喊我吃饭，我从地上站起来坚决地告诉妈妈：“我去念。”
那年我15岁，用了一下午的时间，学会走出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。
在“枫楼”的高中时期，我已经立定未来的志愿。
小时候嗓门大，印象深刻的是，小学五年级在全校作课间操时喊口令，完全可以不用麦克风或扩音器，当时很得意于自己的肺活量。但长大后回学校一看，原来是校园太小，不过口令的音量能贯穿一楼至六楼，也不能小看
嗓门大兼爱打抱不平，买戏票时如果有人插队，别人会忍气吞声，但我会大步向前要求对方守规矩。因为我觉得任何事都应站在公平的起点上，要竞争，就应各凭自己的本事，这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可爱之处。
或许是LALaw（美国一部著名影集，讲述洛杉矶法律界故事）看太多，也可能是听了太多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故事，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记者或律师，因为可以伸张正义。
至于到底要做哪一行？就交给大学联考，让老天为我决定吧！
所以联考填志愿，我只有两个原则：第一，父亲规定家中女孩未出嫁前不能外宿，所以台北以外学校不能选。第二，是把大众传播新闻系、法律系排名放前。
联考的结果是，我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，这就决定了我走向传播之路。
《足音》吴小莉 著华文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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